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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作为靶子的林琴南

2019-11-22 16:17来源:湘声报-湖南yabox9电竞新闻网 


  □鲁建文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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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记得学现代文学史时,林琴南是被作为反对白话文的第一个实例来讲的,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位典型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。然而,近年来,许多学者研究认为,这位著名的古文家其实并不反对提倡白话文,而且还是一位先行先试白话文的先驱。他遭到《新青年》同人的猛烈批判,却是因为不主张彻底废除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文言文,因而,最终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靶子。


  1917年,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掀起,中国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。这年的元旦,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《文学改良刍议》,提出文学改良的“八点主张”,紧接着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发表《文学革命论》,与之相呼应,正式亮出了文学革命的大旗。胡适当时号召以“言之有物、不摹仿古人、讲求文法、不作无病呻吟、务去滥调套语、不用典、不讲对仗以及不避俗字俗语”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,实现“国语的文学,文学的国语”。用陈独秀的话说,就是要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,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;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,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;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,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”。这无疑应是一场触及到每一个文化人灵魂的深刻变革。然而,自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之后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响并不强烈,就是连被骂为“妖孽”“谬种”的“桐城派”人物也都似乎视而不见。这种寂无声息的现象,让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们产生了一种空中挥拳毫无着落的感觉。刘半农就曾这样说:“自提倡新文学以来,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。”


  与众不同的,便是当时的著名古文家林琴南。他虽并非“桐城派”人物,但古文写得特别好,马其昶就曾称他与当时的“桐城派”代表作家吴汝纶相比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。1917年2月,林琴南在《民国日报》公开发表了《论古文不宜废》一文,提出白话文可以提倡,但文言文不宜废除的观点。他在文中是这样说:“民国新立,士皆剽窃新学,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。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,匪特不得新,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,吾其虞古系之绝也……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先之,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?”不难看出,这些话不仅说得很平和,而且内容也并无大的不妥,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,恐怕还可算是切中要害的诤语良言。但胡适当即“以为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”,陈独秀更是以为“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,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”。因此,在保守势力普遍装聋作哑、静观其变的当时,林琴南自然很快成为了文学革命运动的靶子。


  1918年3月,《新青年》同人策划了一场批判大戏,由钱玄同、刘半农演“双簧”。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先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,在对文学革命进行大肆攻击的同时,故意极力吹捧林琴南。信中这样说:“林先生为当代文豪,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,移译外洋小说,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。而用笔措词,全是国人风度,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,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。”“所译小说,无虑百种,不特译笔雅分健,即所定书名,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……可谓有句该香,无字不艳。”紧随其后,刘半农以记者身份在《新青年》发表了《复王敬轩书》一文,对林琴南进行彻里彻外的批判。在文中指斥说:“林先生所译小说,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,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。”“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,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了,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‘无虑百种’进而为‘无虑千种’却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!”并批评他原稿选择不清、内容谬误百出,“其知识实比‘不辩菽麦’高不了许多”,是位“不学无术,顽固胡闹”的守旧者。这显然并非一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,包涵着浓浓的蓄意攻击的意味。


  尽管当时林琴南并不明白其中的内幕,但心里自然不服。他原本就是白话文的先驱,是新文学的引领者,1897年就出版了白话诗集《闽中新乐府》,宣扬改革变通、移风易俗的思想,其通俗程度颇能与胡适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出版的《尝试集》媲美,其中《村先生》《兴女学》《破褴衫》等写得尤为深刻。郑振铎曾这样称道:“在康有为上书之前,他能有这样的见解,可要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维新党。”1900年,林琴南还在《杭州白话报》连载过白话文《白话道情》,1913年又在北京《平报》开设白话诗专栏,发表白话讽喻诗130多首,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。


  从小习过武的林琴南,性格刚烈,狂傲好辩,叔父曾预言:“儿虽善读,顾躁烈不能容人,吾知不能胜官也。”这种性格,加上资深的白话文学经历,也就决定了他对《新青年》同人的批判决不会就此罢休。于是,他于1919年2月写了《荆生》《妖梦》两篇影射小说进行回击,发表在上海《新申报》上。然而,他的此次回击,面对的却并非一般的对手,因此,也就注定了他成了人人可骂的“封建复古派”。


  值得思考的是,《新青年》同人为什么会选择林琴南作为靶子?我想,除了他公开发表有《论古文不宜废》一文外,恐怕还与其对靶子的影响力考虑有关。当时抓靶子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反响,壮大声威,而林琴南恰是民初文坛领袖级的人物。自1917年翻译《法国茶花女遗事》以来,他名声大震,红极一时,其社会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一般人。就连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,对他也曾都是崇拜者。周作人就曾在《林琴南与罗振玉》中这样回忆说,他与鲁迅在当时凡有林琴南译著出版都要买来阅读,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也不放过,“我们几乎都是读了林译小说才知道外国也有小说,引起一点对外国小说的兴味,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”。郭沫若也曾这样说过:“林琴南译的小说,在当时是很流行的,那也是我最嗜好的一种读物。”钱锺书就更是称道,自己曾经手捧“林译哈葛德、欧文、司各特、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一遍一遍地阅览”。同时,还应看到,选择林琴南作为批判的靶子,与选择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黄季刚等古文大家相比,《新青年》同人也许少了矛头直指曾经的恩师、同门弟子的尴尬,可以放心大胆地口诛笔伐。这恐怕也是其考虑的原因之一吧。